全美最佳产科医生-华裔教授叶日鸿

叶日鸿出生于医学世家。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读书、工作和教学，哈佛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从事女性内分泌学科研究，发现研究荷尔蒙的乐趣。作为全美最佳妇产科医生，来到中国主持一家私立医院，他表示，“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产妇提供这项服务。”

长期置身于学术圈，叶日鸿（John Yeh）有一股浓浓的学术气质。他没什么院长架子，采访那天，穿着一件有点大的西装外套亲自到医院门口迎接记者。虽然已两鬓斑白，笑起来还总会给人一种“天真”的感觉，他给我们介绍自己的专业领域，让人有一种坐在大学课堂，而不是CEO办公室的错觉。

当记者把这样的想法告诉他，他笑了，“如果上海的学校邀请我去上课，我很乐意。我很喜欢当老师，即便现在身在上海，我也用远程的方式给哈佛学生上课。”

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两个职务：“上海红枫亚泰妇产医院院长”、“美国麻省总院及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叶日鸿在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采访前一天，工作人员特地打电话关照记者，“叶医生不会讲中文。”从履历看，叶日鸿是一个优秀的华裔学术精英典范。他毕业于哈佛本科，后进入医学院深造，先后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博士后学位，在包括哈佛医学院在内多个学术机构任教席。他是美国妇产科医学委员会口试主考官，还是国际医学杂志《当代妇女健康学评论》主编。他的专业领域包括卵巢衰老、黄体萎缩、化疗损伤性卵巢功能衰退，在各大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超过200篇相关学术论文。

一年多前，叶日鸿决定接受邀请，出任私立医院上海红枫亚泰妇产医院院长，“周围不少人都大吃一惊”，他笑着说。2011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参观刚刚建成的医院大楼，据他回忆，当时整个医院只是一个水泥外壳，里面空荡荡什么都没有；12个月后，他参加了医院的开业庆典；今年7月，他的团队在这里迎接了第一个宝宝降生。“在这里，我见证了一家医院的成长。”他这样告诉记者。

从今年开始，他逐渐习惯平均一个月在中美两地奔波一次的频率，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中，他习惯用读书来打发时间，最近他在读一本关于孔子的书。“读书能帮助我放松心情，”他说，而孔子的书能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全美医疗体系的模范生

叶日鸿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祖父和叔叔都是医生，父母虽然不做医生，但都在医学院教书。对他来说，读医学院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是对家族传统的延续。”

他的医学道路走得一帆风顺，既是“全美顶尖产科医生”，又是“全美最佳产科教授”，算是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兼顾型的人才。他向记者解释，这应该得益于美国医学院的教学风格。

在美国，一名妇产科专科医师需要经历大学本科教育（4年）、医学院校教育（4年）、住院医师培训（residency 4年）、亚专科医师培训（3年），一共4个阶段的学习和培训，并通过三阶段的美国医师执照考试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的笔试和面试，才具有独立执业或申请医师工作的资格。

拿叶日鸿的自身经历为例。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本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毕业，继而在哈佛医学院进行了住院医师培训，亚专科医师培训（生殖内分泌和不孕专业）专业医师（fellowship）培训。培训结束后，他在哈佛医学院一边教学，一边工作至今。其间，他还因为杰出的教学，获得了生殖内分泌和不孕学领域的教学奖。

参观几次上海本土的妇产医院后，叶日鸿发现中美妇产科医学教学领域的差异。他回忆起自己在哈佛医学院的4年住院医师经历，觉得受益终生。“住院医师十分辛苦，我学到很多临床技能。住院医生常常需要长时间工作，但这也促成了我的专业素养，是对专业能力密集训练的一段时期。”他自己总结，住院医师主要学习到了几项技能：临床实践、人际沟通能力，医学知识，患者服务，职业素养，以及对医疗体系的理解。

“美国的住院医生培训体系很结构化。也就是说，无论你在哪里接受培训，东西是相同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的情况是，不同医院的医生执业习惯、职业技能是不同的。”

住院医生学习阶段结束后，叶日鸿选择了生殖内分泌和不孕专业进行研究。在美国妇产科亚专科医师培训设有母胎医学、妇科肿瘤、生殖内分泌和不孕、泌尿妇科与女性盆腔外科等4个亚专业供选择。

“中国对亚专科医师的培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拿产科来说，在中国医生们经过基础培训后就去到不同的医院诊所，跟着不同的老师学习；而在美国是有一套正规的培训体系的。

在中国，医学生读完本科再读硕士、博士，这些大多是学术型的培养而不是临床应用型的培养方式；在美国，对于亚专科医师的培训，既有学术型的也有应用型的。”

2008年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统计显示，中国已有19万妇产科医生，相当于6842个人拥有一个妇产科医生。2009年，美国妇产科医生为4.2万人，平均每4762人拥有一个妇产科医生相比。

去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师龚晓明去美国学习，惊异地发现，美国妇产科医生初诊平均时间是30分钟，而她知道，在国内，就算大医院，2-3分钟，医师就把病人给打发走了。她自己认识到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医疗体系的培养，导致了医生服务的质量，“我们的医生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协和作为国内顶级的三甲医院，在国内拥有最知名的专家，而到了偏远地区或者县级医院，医生水平就和协和的相差甚远。而在国内各地，还存在着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等级之分。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存在，全美各地医生的医疗水平基本是持平的，大城市与小镇、大学医院和专科诊所并没有显着差异。”

正是这些，让叶日鸿看到更多的空间。叶日鸿特别提到红枫一项区别于其他同类妇产医院的服务项目，所谓的“管家式”服务，无论你只是预约来做一次检查还是购买一整套项目，每一个来这里的准妈妈都拥有一名专属的“24小时管家”，从帮助预约检查时间到安排交通、处理住宿、餐饮等，全部由这名管家负责，随叫随到，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听上去更像是一家五星级酒店了，对吗

叶日鸿说这是他梦想中“最完美妇产医院”的样子，“因为孕育新生命应该是一个充满喜悦和享受的过程。

荷尔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8月23日，一场以“女性生殖内分泌诊疗进展”为主题的学习班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开课，全国各地300多名女性内分泌学专家医生参加。作为学习班上唯一的一名外籍专家，叶日鸿发表了“化疗对卵巢储存功能的影响”为主题的演讲。这算得上是他出任红枫亚泰院长之后在本地学界的正式亮相。

“当一个人罹患癌症，传统上人们能够想到的所有就是如何治疗癌症，而不是如何保护卵巢。如今在美国，大家的意识逐渐发生一些改变，在应对癌症的同时，医生们也觉得有责任呵护患者的各种需求，为她们将来的生活质量着想。相比之下，我观察到，目前在中国，虽然癌症治疗存活率在不断提高，大家的治疗手段都已经与国际水平相当，但不是所有医生都有为患者未来着想的意识。”叶日鸿如此解释他希望早日引入中国的一种医疗思想。

作为女性内分泌学科的专家，叶日鸿的重要研究全部围绕女性卵巢功能的维护这个问题展开，他研究一种叫“抗穆勒氏管激素”（Anti-Mullerian Hormone,AMH）的激素。这种激素抑制胚胎时期的男性的穆氏管发展，阻止男性体内女性器官的产生，过去常被用于胎儿性别的检测。2008年，国际医学界对这种激素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科学家们发现成熟女性卵巢中的颗粒细胞同样也会分泌这种激素，“就像每个人的银行存折一样，AMH细胞的数量能够反映你卵巢中的卵子数量，从而让医生知道你的卵巢功能是否还处于可生育状态。”除了对自然生产条件进行评估，目前AMH也是选择进行人工受孕或试管婴儿疗程之前推荐做的测试。

“过去十多年，我花费最多时间关在实验室里对动物样本做实验，累积了不少数据经验。”此类与人体激素相关的研究，正是叶日鸿决定成为妇产科医生的重要原因，“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荷尔蒙（激素）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在我们的身体里充当信使，从细胞到细胞、器官到器官传递信息，有时，一个器官的激素能指挥另一个器官的活动。”

正是由于对荷尔蒙太入迷了，虽然对于学制四年的美国医学院而言，多数学生会在第三学年底至第四学年才考虑自己的专业方向，叶日鸿则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未来的目标，“事实上，除了妇产科，我唯一考虑过的只有内科，因为内科医生也会涉及到一部分荷尔蒙的学习和研究。”

提倡自然分娩的医生

淮海路中段，历史上是法租区领地，向来被认为是上海市最有格调亦是最昂贵的地段，附近有使馆区、图书馆、音乐学府，包括宋庆龄故居等各式老上海名人故居零星散布于此。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区，红枫亚泰拥有一块1306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医院于三年前破土动工，今年开始正式营业。医院区域内保留了三幢颇具年纪的老建筑，其中最出名的一幢是已经有100年历史的花园洋房，由富有的英籍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出资兴建。整个医院区域被规划成欧式风格，门口装饰有高大的雕花铁门，两旁树荫环绕，给人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门诊大厅特意采用挑高的顶层设计，挂着超级大的水晶吊灯，墙壁全以金色装饰，配以白色罗马柱。

记者在白色的罗马柱和浮雕之间找到一块平实的墙壁作为摄影背景，摄影师忙着架灯调光。这里的一切全是五星级酒店式的，相信与叶日鸿熟悉的麻省总医院类型完全不同。

建于1811年的麻省总医院目前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旗下三大教学医院之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2012至13年的评选中，这所医院被评为全美最佳。红枫亚泰成立之初，宣布与麻省总医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也是叶日鸿接受红枫邀请的重要原因之一，”持续不断地在科研方面的投入。“谈到麻省总医院的成功经时，他这样说道。

目前，叶日鸿领导的红枫团队是一个涉及10个科室、40个医生的医疗团队。其中，中外医生的比例大约是8：2，”未来会继续按照这样的比例发展。“他还表示，即便是团队的中方人员，院方也偏向考虑拥有海外经验的医生。

即便如此，这个“洋”团队有时候不得不为历史悠久的本土生育文化妥协。对叶日鸿来说，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中国传统的坐月子的习惯，“美国女性生育后习惯直接回家，继续投入工作，”他用生硬的中文吐出”月子“这个词，“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产妇提供这项服务。”

对于中国产妇喜欢剖腹产的这种现象，叶日鸿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无论年纪，只要不是特殊情况，应该尽量自然分娩。西式的生产理念相信适当的孕前活动可以刺激孕妇体内的内啡肽激素水平，增加愉悦心情，帮助生产，红枫亚泰的医院设施中包括两个游泳池，由专门的教练带领孕妇做产前运动。

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国际化的医疗团队，包括叶日鸿本人在内的所有医生信息在网上一目了然，预约看诊也在网上进行，无论是约看哪个医生，只要点击每个名字后的”预约“，填个表格就可以了。产检过程则由专门的”管家“协调，待产中心是温馨私密的家庭时氛围，产妇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生产方案，产后还有专门的恢复课程。

目前，红枫的收费水准大概是普通公立医院的十倍以上，在同类的私立妇产科医院也可算是佼佼者。不过，叶日鸿似乎并不担心。按照叶日鸿的预计，医院在上海的目标客户群可以分为三类，其中半数以上是驻本地的海外专业人士，第二类是接触过外资医院或是在国外有过治疗经验的中国籍病患，第三类则是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

从最早的和睦家、和美、美华到红枫，越来越多外资妇产科医院在中国开张，“这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叶日鸿这样评论，“相较于十年前，现在，中国执业的外籍医生越来越多了，这种情形会持续到2040或2050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想我的答案会与多数做出这个选择的人一样，就是这个全新的地方带来的挑战和兴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