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和手段背后不应“留白”

　　网上“代孕”猖獗 监管面临新课题

　　在“八胞胎事件”发生一周后，记者在某搜索引擎输入“代孕”字样，代孕中心、代孕网站等商业机构仍然“铺天盖地”。记者以寻找一位代孕母亲的名义拨通了搜索引擎排名第一位的“代孕网”站长的电话。站长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就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可以进行代孕服务，提供的技术支持完全可以放心。“代孕的整个流程费用从20万元～50万元不等，更贵的也有，价格取决于您对于代孕者身高、相貌、学历等的要求，当然也取决于您是想选择只借肚子，还是卵子也借。”

　　这位站长坦言，“八胞胎事件”发生后，他们的生意更为红火，但为了谨防媒体“骚扰”，他们更多选择电话咨询，而尽量不在网站上进行问题实时回答。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暗地里提供代孕、性别选择等特殊服务，已经成为“业内人所共知”的秘密。网络以及患者群的口口相传，则是这类医疗机构赖以生存的土壤。

　　“医疗机构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者，无疑要作为监管的重点，卫生部门应该成为监管的主力军。但那些转入‘地下’的违法者，恐怕难以彻底剿灭。”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主任徐阳看来，除了代孕技术，买卖精子、卵子、胚胎，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服务在内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也会引发亲缘混乱及孩子归属等法律和伦理问题，同样需要多部门联合监管。

　　“首先，卫生行政部门要担负起属地化管理的责任，严格相关医疗机构准入制度；加强飞行检查，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同时，计划生育部门、教育部门等也应多管齐下，建立监管机制，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刘平说。

　　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人类辅助生殖领域立法滞后

　　自“八胞胎事件”曝出至今，虽多方关注，但对于当事人的处罚却迟迟没有定论，这也暴露出我国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立法的滞后。

　　徐阳说，卫生部已先后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等规定。上述文件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实施体外授精与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机构，必须遵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不得进行性别选择等。

　　一位律师告诉记者，随着代孕市场的兴起，很容易在孩子归属权、抚养权、继承权等方面产生法律问题。而且，代孕方式不只是单纯“借腹生子”，精子、卵子、子宫三方的不同组合所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还都无解。

　　“希望能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操作规程，从行业规范上升到法律层面，同时与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之间进行衔接，这或许可以防患于未然。”徐阳指出，目前我国可对“八胞胎事件”进行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仅有《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然而，执法主体是谁，父母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代孕母亲应该接受怎样的处罚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据介绍，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立法禁止代孕行为。其中，法国1994年通过了生命伦理法律，全面禁止代孕。组织、策划代孕的协会或医生，将面临3年监禁和4.5万欧元罚款。即使那些不育夫妇到允许代孕的国家寻找代孕母亲，并顺利得到与之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出生在国外的孩子也无法获得法国国籍。而在澳大利亚，代孕母亲在法律上被视为孩子的合法母亲，任何将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他人的代孕合同都属无效。{NextPage}
　　伦理与技术博弈 技术发展应受伦理约束

　　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伦理争论。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看来，就“八胞胎事件”涉及的代孕技术的商业性质而言，就从根本上触及公众认知的道德底线，即人格尊严、器官是否可以作为商品等。

　　丛亚丽说，从不同角度来看，助孕技术涉及的不同角色人群都有一定的伦理理论支持。例如，从某个角度看，无生育能力的父母有其获得孩子的权利，而出租自己子宫的妇女又有对自己身体支配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同意了一部分人进行代孕，就意味着人体的器官可以出租或出售，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依靠这一职业赚取报酬，最终可能会演变为贫穷的国家沦为富裕国家的“器官产地”。

　　“所以说，从伦理方面来判断的话，其中的是与非需要权衡论证。如果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需求，而牺牲其他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或是侵害更多人的基本权益，那在伦理学上就是有缺陷的。因此，以伦理观念来约束技术发展是有益的。”丛亚丽说。

　　“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则涉及社会公平。”徐阳说，代孕需要相当数量的经济投入。通过代孕实现繁殖后代的愿望，往往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人才能实现，这就加剧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生育权的不平等。

　　在采访中，有专家直言，不论未来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能“放开”多少，但对于任何医疗技术，都应该坚守生命伦理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作为医务工作者，良心道德和法律法规两条防线，绝对不可逾越。

　　多胎生育母婴都有极大风险 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这一技术

　　从医学角度讲，单胎生殖是最大限度保障胎儿和母亲安全的主要生殖方式，多胎目前被视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合并症之一。“就‘八胞胎事件’而言，暂且不论代孕技术的违禁问题，单就多胎生育的危害性，就需要引起公众的重视。”刘平说。

　　“多胎生育对于母婴而言均有极大的健康风险。”刘平说，有资料显示，怀有单胎的孕妇，其血容量将增加40%～55%，怀有双胎的孕妇血容量将增加50%～60%，这无疑对其心血管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此外，单胎往往在38周～40周足月出生，双胎大多数在32周～36周娩出，而三胎大致在28周～32周就过早产出，早产儿无疑要面对神经系统发育不全等健康风险。不仅如此，20%的多胎孕妇会在12周～28周内流产。

　　“因此，对于双胎，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合并有代谢基础疾病的孕妇，我们通常都建议患者在早期进行减胎，以保证母婴健康。而对于辅助生殖技术造成三胎的情况，按照卫生部相关规定，必须接受减胎治疗。”刘平介绍，卫生部还要求，35岁以下第一次做试管婴儿的，移植胚胎数不能超过2个，如果反复试管婴儿失败或年龄相对较大的，移植胚胎总数则最多不超过3个。

　　刘平说，提高公众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认识，以及医学科普知识的教育，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们对于生育能力的“渴求”，但却能够引导公众正确利用这一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