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性问题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六届辅助生殖技术大会上，卫生部科技教育司科技成果与交流处处长于修成教授从伦理、管理、法律角度讲述了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性问题。

　　于教授指出，辅助生殖安全性问题不能单纯理解为安全问题，还包括有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管理问题、法律问题。ART安全性的含义包含两个方面：狭义上否是适应症患者、是否引起过多并发症、是否有过度刺激综合症、是否人工操作带来医源性疾病。广义上包含风险性、有效性、经济性和社会伦理性。

　　没有绝对安全的技术，也没有绝对有效的技术，所谓的安全性是“不引起不当伤害”，这个是安全的本质，是对可接受程度的价值判断，风险是对人体健康伤害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测量指标，若一项技术使其风险可接受，这一技术就可被认为是“安全的”。所谓的风险是在技术特定使用条件下，特定人群中患有特定疾病的个体接受医疗技术服务后，发生不良反应。

　　安全性离不开有效性，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包含概率或偶然性的含义，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估是相互依赖的。一项技术有效果和效益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技术所包含的风险，任何技术的应用都包含技术的潜在效果和效益与潜伏的危险的权衡和折中。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一直就是这种权衡与折中的历史过程。

　　ART安全、有效、伦理和经济性是相互联系的，任何诊疗方案都有利弊，都难完全符合每个病人。

　　如上表：重复单个周期，需要提高温和刺激方案的有效性，需重复多个单个周期，其结果与上述利弊比较恰恰相反，并发症多，统筹权衡是技术问题、伦理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应统筹权衡，选择上应利大于弊。

    辅助生殖技术性质与作用

　　从医学角度讲，自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在英国诞生，标志着生物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人类生殖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推动了生殖生理、生殖病理、生殖遗传，生殖细胞生物学等深入研究和发展，对保证优生优育等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学角度讲，ART不仅能给不孕夫妇带来生育子女的幸福，稳定了夫妻感性和婚姻关系，维护了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人类健康繁衍的进步与发展。

　　正因如此，ART成为一把双刃剑，给不孕不育症病人带来秋子愿望福音的同时，也给社会、伦理、道德、法律、风险和人类繁衍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危害。

    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性涉及技术问题

　　ART属于限定使用技术，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商业化和滥用该技术，供精、供卵会产生社会问题和医源性疾病传播，严格掌握适应症，严格控制并发症，多胎妊娠和严格随访等都属于安全性范畴。ART安全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形式，涉及有效性，可靠性、社会伦理性和技术经济性等方面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的经济性

　　用最新DNA测序方法对胚胎移植前遗传缺陷进行诊断和筛查，费用比现用筛查技术节省1/3-2/3，而且还提高了体外受精率，用此项新技术在英国伦敦成功诞生健康男婴。

    辅助生殖技术管理问题

　　有效性针对成功率和适应症；安全性针对实施IVF技术风险和并发症进行了评估；经济性针对人工授精手术费、常规IVF总费用；主要对供精人工授精、供精、供卵、供胚、代孕、配子与胚胎保存，选择性减胎术。

　　在我国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衍生技术，是全国妇产科专家和生殖专家十几年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卫生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通过十几年的技术评估，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适度、合法开展ART提供了客观依据，为特定病人应用ART选择诊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未进入周期的病人适宜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了可靠证据，为制定并实施ART宏观政策与决策提供有力保证，对推动我国ART进步与发展具有实践意义和指导作用。ART安全性问题实质是辅助生殖技术的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