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
黄荷凤:女,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浙江省生殖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妇产科和计划生育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组织工程和干细胞交叉研究中心主任。
陈子江: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嘉茵: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临床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给千千万万个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幸福和希望。如今,辅助生殖技术问世30余年,走进中国20余年。全世界通过此项技术出生的孩子超过200万名,中国也有数万名。
记者:各位专家能否讲讲辅助生殖医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怎样,学科发展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黄荷凤教授:国际上的辅助生殖技术是从1978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32年了,我国第一例成功是1988年,到现在22年的历史,这个技术的发展,从临床上来说,对不孕症患者来说,确实是带来了福音。以前我们认为的绝对不孕症,现在也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成功怀孕。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也带动了很多其他学科的发展,比如说,胚胎干细胞、显微操作、生殖遗传、伦理、男性学、克隆技术等诸多的发展,这些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促进。这项技术不仅仅用于临床,对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不孕患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和国际上对其的接受程度都是等同的。
陈子江教授:确实就像刚才黄教授讲述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发展,目前没有准确的统计,大概有200个以上的生殖中心,而且现在很多的不孕不育的诊疗中心也越来越多,这说明患者很多,为什么不孕症患者会这么多呢,我想其一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健康的要求更高,其二是生活环境的污染,现在各种医源性的、社会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孕症的发病率是增高的,也就是患者的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中心每年都有10-20万的门诊量,以我们过去的治疗方式,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要。现在,有了辅助生殖技术,可以使更多的患者原来不能治的现在能治了。另外,辅助生殖技术在遗传病出生的预防以及优生优育等方面也有很多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辅助生殖技术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内目前的诊断水平及临床方面也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刘嘉茵教授:刚才两位专家说的都非常好,现在,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到今天,与国际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在某些项目上,还赶超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础研究方面,对发病机制、环境因素的影响、未来尖端治疗的前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建树,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重视到,做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人群在整个不孕症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广大的不孕症患者基本都是在基层医院和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里就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需求更加规范的、严格的、科学的诊治方案、规范及流程,来帮助我们提高整体水平。{NextPage}
记者:促排卵药物的使用使母体的雌激素水平增高,是否会增加致癌风险?
黄荷凤教授:目前,我是这样认为的,癌症在普通人群和促排卵人群中都有发生,有些研究报道,这两群人中没有统计学的差异,用或没用促排卵药物的人群都有可能发生肿瘤,整体认为,肿瘤的发生与促排卵药物没有明确的关系。也有些非常基础的研究认为,促排卵药物尤其是高剂量反复进行的,它对生殖系统特别是卵巢有一些刺激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在促排卵药物的应用中,我们会非常谨慎和小心。但是和肿瘤的明确关系,到目前可以说没有见到非常权威的报道。
陈子江教授:虽然我们没有证据,但是我们使用用促排卵药物时,我主张一定要严格掌握指征,因为无论是促性腺激素还是其他口服药物,用药后都会使体内处于超生理状况的高激素水平,特别是我们辅助生殖应用的药物剂量比较大,高生理剂量的雌激素的环境,毕竟是非正常的生理状态。对患者,除了促排卵上帮助生育,其他的有利的方面很难找到证据。我们想到的是,一种非生理状态的东西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所以不主张。在临床上,可能会引起肿瘤发生率增高。另外我们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反复大剂量促排卵,对卵巢长期的储备功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患者储备功能是正常的,往往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如果患者本身的储备功能低下,反复促排卵,会加快卵巢衰竭,卵巢功能对女性的重要性大家都是清楚的,可能会使绝经年龄提前。因此我主张严格按照指征来,有必要就用,能用低剂量的不用高剂量,这些是我的一些个人看法,我想也是大部分专家的共识。
记者:在辅助生殖中,脱离母体环境的不成熟卵细胞在体外成熟是否会增加先天缺陷的风险?
刘嘉茵教授:近十年,卵母细胞体外成熟技术,在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国内应用上也有很好的数据。证明这项技术的确可以帮助很多不孕症患者获得怀孕的机会。但这项技术也存在潜在风险,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的过程中基因应激的发育,在此阶段还有一定的担忧,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很多科学家都在探索中。我们还是非常推崇自然过程的,只有在非常少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些技术来帮助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应用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它的安全性。过去的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的技术大部分用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特别是顽固的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些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大多数患者是可以通过促排卵及其他的治疗怀孕,少数患者才会用到这些手段。所以应该充分把握它的适应症,严谨、规范的使用这项技术。
记者: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得到增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生出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产前的基因诊断,那是不是所有的准备生育的夫妻都有做产前基因诊断的必要呢?
黄荷凤教授:大家不必恐慌,世界上成千上万的试管婴儿,发生基因突变,或是明确因为它而引起畸形的报告还是没有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原来就有基因病、单基因病、染色体疾病等进行了着床前遗传学确诊性疾病,务必提醒做产前诊断,千万不要忘了这件事情。而对于普通的试管婴儿,没有必要做,可以直接进入产前筛查,有多少进入产前诊断由医生来决定。担心基因突变而去做全身基因检查,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我们目前的观点是,夫妻双方自身的引起不孕的疾病才是主要因素,而本身这项技术是安全的。按照目前规范的技术,不用太担心畸形和突变,因为自然界本来就存在这样的现象。{NextPage}
记者: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未培养羊水的性染色体产前诊断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快速、准确。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国内的应用情况怎样?
刘嘉茵教授: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是对染色体技术的重要补充,对小的基因片段的缺失或是微小片段基因异常的诊断是重要补充。实际上对某些疾病的诊断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产前已经用在了一些如先天性心脏病等重要的遗传疾病的微小缺陷的诊断。在生殖医学领域里面,主要是提前到胚胎阶段,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这个诊断在染色体的问题上也是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来完成的,主要是针对检查染色体的数目及结构异常,通过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可以做到,在进一步产前诊断,包括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就要对单基因的疾病进行诊断,所以这些疾病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是做不到的。目前,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是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针对不同的疾病,采取不同的诊断方法。
陈子江教授:作为一个补充诊断方式,它有优点是存在的, 现在的FISH技术,目前在临床上是有应用的,但是能否作为诊断技术出具检验报告还有待于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出台规定。但这个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具有80%的准确率,但有些异位也有查不出来的情况,特别是平衡异位。所以它不能完全替代染色体检查。目前,这项技术价格昂贵,更重要的是,产前诊断都有适用性和局限性,总的来说,与传统的诊断方法相比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黄荷凤教授:FISH技术用在产前诊断,很多研究中心如北京妇产医院等都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一个针对性的诊断技术。人类有23对染色体,FISH不能替代全部染色体,如果不是针对的位点,就发现不了,它应该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快速诊断。但在全面性以及普及性、廉价性上应该还有进一步的改善。
记者:人类大约有2到2.5万个基因,目前大约有1700多个基因可以用于医学检测。目前,社会上,某些基因技术公司在宣传册上,描述除了天赋基因外,还列出了可检测的上百种疾病。这些检测可靠吗?至值得推广的吗?
刘嘉茵教授:现在进行基因诊断是非常热点的问题,许多基因公司孕育而生,他们推广很多高端技术包括芯片技术、多肽的基因位点分析,高通量的检测技术,这些技术都还处于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但用在临床上,来预测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特别是一些多基因病,发病因素多样,包括遗传背景,环境因素,诱发因素,这些因素不能通过一个基因检测就能预测未来发病的可能。接下来还会牵涉到一个伦理问题,检测出来后,怎么办?如果在年轻健康的时候就检测将来会得乳腺癌,那后半生都在恐慌中生存,这也引起了全世界很多伦理学家的极大的反感,对于不确定的发病因素,特别是基因诊断的不确定的、多基因的预测指标,需要很慎重,需要涉及到个人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所以我们不太推荐这种预测性的,基因普查性的、不确定诊断的基因检测方法,我们只会对那些已知的,有确定的发病的基因位点的,将来确实会引起明确疾病的或是已经发生的疾病等来进行控制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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